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Dimitris Vardoulakis 教授论斯宾诺莎的权威与效用
9月24日,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哲学系副主任Dimitris Vardoulakis 教授做客哲社学院,并作了题为“斯宾诺莎的权威与效用”的学术报告。哲社学院田洁教授主持报告会。
Vardoulakis教授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斯宾诺莎理论受到了伊壁鸠鲁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斯宾诺莎对于“权威”(authority)和“实效”(utility)的看法中可以看出。Vardoulakis教授紧接着阐明了“伊壁鸠鲁主义/享乐主义”的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伊壁鸠鲁的感觉主义(sensualism)主张,它强调对真正的“愉悦”(pleasure)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口腹之欲的追求应当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因而我们需要重视感官层面亲身感受到的愉悦、研究和践行那些可以在实际经验中带来愉悦的实践智慧,没有这种愉悦也无法真正带来谨慎、荣耀和正义的义务或者德性。第二种是物理主义(physicalism)或微粒理论(corpuscularianism)的主张,它基于古希腊的原子和虚空学说主张万事万物业已被决定,因而否定人真正拥有和可控自己的生命、否定目的论。这种主张在面对现代物理学时被否定。第三种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主张,一种基于近代经验主义和科学革命成果的主张——经验主义和近代科学让人们意识到,任何的东西,哪怕是精神,都没有办法永恒存在,这冲击了基督教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而让当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享乐主义者。无疑,这样一种伊壁鸠鲁主义/享乐主义暗示了对体验、行动、经验效果(当然更进一步,对“实效utility”)的直接关注。
然后,Vardoulakis教授通过“权威”(authority)和“实效”(utility)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说明其中展现出来的斯宾诺莎的伊壁鸠鲁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权威”(authority)被Vardoulakis教授基于一系列哲学史观点归结为不容讨论和辩解的评判标准,在其中有权威者并不需要回应和响应就可以发出行为。在Vardoulakis看来,被斯宾诺莎提及的《希伯来圣经》中的人物先知摩西正是有权威者的典型代表。摩西依赖于不容争辩的特殊地位而具有权威,人们判断是否服从摩西的标准在于摩西有无权威,而非摩西是否给出了充分的理由或被人们的理性分析认定最有效的方案,摩西正是这样建立了犹太部落的政治组织。而其他《希伯来圣经》中的先知也扮演着相似的有权威者角色。在十四世纪之前,神学与政治结合的权威正是欧洲整体的典型代表,这也正是斯宾诺莎试图论证的权威政体。
这样的“权威”自然在斯宾诺莎的时代遇到了挑战。一元论(Monism)的形而上学主张被提出,人们不再接受精神与肉体各自独立乃至形谢神存的彼世价值以及它所辩护的启示、先知学说。近代唯物主义在这样的一元论主张上奠基,同时人们开始更多地以来人的理性能力,并将其认为可以获得真理的、由人类本性决定和保障的特殊能力。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人们开始用理性的方式解读历史,将摩西的故事解读为“依托理性作出了有实效的正确选择”,这也意味着权威的瓦解。而这也是斯宾诺莎论著中所显现的。因而,Vardoulakis教授认为,这样一种实效替代权威的思想变化并不独存于斯宾诺莎思想,而我们也需要在斯宾诺莎著作探讨中考虑整个哲学思潮变化的影响。
而事实上,与实效相关的“实践智慧”(Pronesis)以及对实效的计算(calculation)早已有之。Vardoulakis教授提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人对行为的判断(instrumental judgment)尽管是兼有情感和理智作用的,但这和“普遍判断”(Universal judgements)依旧是不同的。伊壁鸠鲁同样提到,实践智慧是最基本的,而判断应该是在后的。即便在《圣经》中,在耶稣基督和其他先知的权威之下,也同样有与注重实践实效的段落。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对“实效”(Utility)的重视并不等同于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斯宾诺莎对“权威”和“实效”的关系的处理事实上对今天我们依旧有独特的意义。斯宾诺莎提供了一种“无权威的政治人物“的设想,这一点可能可以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可行替代。而他对于实效的主张有助于我们在今天反思新自由主义时代媒介、工具、器物的作用。
Dimitris Vardoulakis教授,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在知名出版社出版著作多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