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做客“天人讲堂”第121讲，带来一场题为“经典解释与宗教中国化——东晋高僧道安留下的学术启迪”的讲座。

讲座伊始，张志刚以“宗教中国化”为例指出了“新的见地”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中外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可以感悟到这样一种现象：一种新的见地，往往能为人们开辟出新的视野，拓展出新的思路，展现新的前程。近几年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的“宗教中国化”，就“义理”或基础理论意义而言，便可作如是观，因为这一新见解能启发我们，通过“重读中国宗教史”来“续写中国宗教史”。

在第一部分“发见关键：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中，张志刚指出，佛教作为中国的五大宗教之一，它的传入可谓“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互鉴”。中外专家一般认为，在传入中国的几大教里，佛教堪称“宗教中国化的典型”，且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东晋高僧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开拓性贡献，梁启超、赖永海、魏道儒等学者皆赞赏有加。张志刚阐发道，道安毕生倾力“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从研习、翻译，一直到全面梳理典籍、系统诠释义理，其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值得大书特书。

在此基础上，张志刚所提出“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思路。以著名基督教思想家赵紫宸对佛教的分析为例，他强调了“要自己翻译与解释经典”的重要性。对各大宗教来说，经典乃是信仰传承的根据。然而，在以往的世界宗教史研究中，中外学者大多只就“某种外来宗教的经典翻译活动”来谈论起重要意义，未能从比较研究的学术视野，充分认识“要自己翻译与解释经典”，实属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能否本土化、民族化和处境化，即能否真正融入起传播地的文化、民族与社会的关键所系。

接下来，张志刚便从中外宗教史上找到典型的类比例证，加以深入的学理分析。他以赵朴初和马丁·路德为例，论证了“俗语佛源”和“大众化圣经”，指出宗教经典翻译的“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要求。他进而具体且深入地分析道安的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的接触贡献及其学术启迪。从后人记述或研究道安生平思想的文献论著来看，道安从学法之始就“心系经典”。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张志刚认为，以往的研究者基本上从“字面意义”来理解与评价“五失本、三不易”，而他主张从“宗教哲学语言观比较”和“宗教经典解释理论的比较研究”来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理论内涵及其学术启发。

张志刚对“五失本之表诠”与“三不易之遮诠”进行了重点阐发。他重申道，应把前者主要理解为“可用表诠方法所一语道明的佛经翻译理论”，而将后者主要理解为“不得不用遮诠方法所一言难尽的佛经解释理论”。“一语道明”和“一言难尽”皆就“思想内容”而言，非“行文字数”。通过比较路德提出的“翻译七条细则”和道安的“五失本”说法，他做出了如下推论：尽管“德译圣经”不同于“汉译佛经”，但从“理论类比”来看，路德所讲的“七条细则”是适应德译的“七失本”，而道安所讲的“五失本”是合乎汉译的“翻译细则”。二者都是以“表诠方式”来陈述“经典翻译的诸多细则”的。张志刚还指出了当代宗教经典解释学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如何破译原有的“语言描述”，用当代读者所能理解的表述方式，真正阐释“经典启示”的现实意义。

此后，张志刚对“三不易”理论进行了学理提炼，尝试将其着重表述的佛经解释理论转换为“具有一般意义的宗教经典解释方法”，将其整段论述所蕴含的主旨要义提炼为如下环环相扣的经典解释观念。其一，所谓的宗教经典是深含普遍意义的；其二，经典意义的解释要力求适应当今时代；其三，经典意义的解释要力求通俗化、大众化；其四，经典旖旎的解释者要心怀敬畏、知难而进。

最后，张志刚把前述“三不易的首要义理”凝练为“经典解释的时代性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我国的各民族、各宗教是在5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

本期“天人讲堂”由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主持。听众就政教关系对宗教传播的影响、佛教传入之初的中国化形式、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具有更大阻力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